第496章解封
东北的夜晚是真地冷,又是没有电灯的时代,不可能继续搞什么科研。
李谕和伍连德在屋中烤着火,身上暖洋洋的。
伍连德借着煤油灯的光,看起了一本英文书。
李谕瞄到了名字,说道:“冰天雪地,鼠疫肆虐,看这本书的确应景。”
伍连德抬头说:“李院士也看过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?”
李谕说:“只是稍有了解。”
《十日谈》其实是本相当少儿不宜的书籍,内容很黄很暴力,一言不合就开车,经常还是多人运动。
举个其中尺度比较小的关于偷情的故事:那不勒斯有一对夫妻,老公是水泥匠,他老婆与附近一个帅小伙偷情。
每次水泥匠顶着绿油油的帽子出门上班时,他老婆就会和帅小伙幽会。
后来有一次,水泥匠突然早回来,他老婆赶紧让帅小伙藏到了酒桶里。
水泥匠对他老婆说:“咱家里的酒桶没用了,我准备把它5个钱卖掉。”
他老婆灵机一动:“我刚好找了一个买家,要出7个钱,正在屋里看酒桶。”
水泥匠高兴地跑去看,帅小伙赶紧从酒桶里跳出来,对水泥匠说:“酒桶我要了,但是里面的酒渣你得清洗干净。”
水泥匠答应了,跳入酒桶进行清洗。
然后他老婆探进去头给水泥匠指挥清洗。
精彩的来了,帅小伙见状从后面发起了攻势。
具体什么画面,诸位自行脑补吧,无法描述。
只能说太先进了,《十日谈》可是早在十四世纪黑死病时期就成书的。
这只是书中100个故事中尺度很小的,还有一些直接分不清多人运动中的人物关系。
当然啦,《十日谈》这本书实际是在反教会,冲破教会的各种枷锁。
中世纪的教会提倡的是禁欲主义、受苦赎罪,正好这种思想对统治者有利,被大加利用。
所以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所强调的个人主义思想才有了重大价值。
伍连德说:“过往对鼠疫的记载实在稀少,我是想看一下同时期薄伽丘的记录。”
李谕舒了一口气,问道:“他是怎么形容的?”
“你来看,”伍连德指着其中一段:
“鼻血是死亡的前兆,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肿块,很快会发展成鸡蛋苹果大小,再蔓延至全身各处,最后出现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。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三日内必死。”
李谕说:“死状的形容与现在并不相同。”
伍连德说:“没错,并且我带来的针对腺鼠疫的疫苗,根本不起作用。所以我猜测东北的这一次是新型鼠疫,在与迈斯尼教授和北里教授的交谈中,我称之为肺鼠疫。就传播的可怕程度,要比过往出现的更为甚之。我十分担心,一旦它继续扩张,整个东北会不会十室九空,就如同当年的欧洲。”
李谕听得不寒而栗,对伍连德的医者仁心深表佩服。
李谕说:“我等能做的,只能是尽快将它扑灭。”
次日,张作霖跑来说:“总医官,尸体丢到哪?”
伍连德问道:“新的死亡病例?”
张作霖说:“实在太多了!昨天才一天就几百具,真是瘆人!老子当年去剿匪都没见过这么多尸体。我说总医官,这事不好干啊!”
伍连德道:“不好干也得干,统领大人不会想退缩吧?”
“不是那个意思,”张作霖说,“我是说,这事儿,得加钱!”
伍连德说:“我会呈报朝廷,为你们酌情增发嘉奖。”
张作霖笑道:“总医官大人高见,这样我就好使唤他们了。”
伍连德说:“行了,伱先带我去看看。”
“您请。”张作霖在前带路。
几人来到傅家甸时,士兵正在用木棍子绑着尸体运送,连个像样的担架都没有。
张作霖说:“总医官大人,这是个小偷,应该是昨个儿晚上偷跑到一户人家偷东西,没想到染上鼠疫,今天早上直接死在逃走的路上,发病实在快。”
伍连德说:“劳烦张统领把家中出现病例的家属,全部转运到哈尔滨火车站附近的火车车厢中。”
张作霖反正也想接触一下俄国人,当下便答应。
李谕又给伍连德出了主意,每天在一间会议室记录当日死亡人数,绘制曲线。
在把今天的数据填上后,李谕对伍连德说:“伍大夫,拐点还是没有出现。”
“拐点?”伍连德问,“指的是死亡人数变少?”
“如今连增长率变小的势头都没有。”李谕说。
“那就怪了,”伍连德说,“莫非还有隐形携带者?但鼠疫的发病这么快,不可能有此种情况。”
没多久,伍连德的疑惑就被解开,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大漏洞:傅家甸死亡的几千具尸体全部堆积在一起。
——死的人太多了,棺材都来不及弄。
这些尸体必然是要烧掉的,否则就是细菌温床。
只是按照民间传统,尸体要入土为安,老百姓肯定不同意火化,伍连德只能希望朝廷下圣旨。他发了电报,告知必须焚烧尸体的必要性。
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的这种微生物的存在,但清廷的掌权者们并不了解,所以对于朝廷来说,焚烧尸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。
摄政王载沣召集了一众大臣商议,但商量了半天,没有人敢下决定,皇族的重臣们只是提了点各种乱七八糟的毫无建树的建议。
很明显,他们想要载沣作抉择。
所有人里,只有外务部的右丞施肇基强力支持焚烧尸体。
施肇基曾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过书,比较有学识,而且是唐绍仪的女婿,在北洋系中说话挺有份量。
但摄政王载沣实在无法下决定,决定改日再议。他这是在学慈禧,让底下人拟出个确定的意见,不能让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。
施肇基给伍连德回了电报,告知朝廷的意见。
李谕和伍连德看到后直接跳脚,这边每天死几百个人,连张作霖的士兵每天都有死亡的,不可能再拖延下去。
两人连忙给施肇基又发去电报,说明事情已经紧迫到无以复加。
施肇基曾游历诸国,同时了解印度鼠疫的可怕,在收到电报的当夜,急匆匆来到了摄政王府。
载沣正在听戏,施肇基便一直在客厅等着。
听完戏时,夜已很深,载沣挪着步子走出来,看到了等候的施肇基,讶道:“爱卿,何事需要连夜禀报?不会是东交民巷的公使们又有什么幺蛾子吧?”
施肇基取出李谕和伍连德的电报:“摄政王,哈尔滨急电,如果不能尽快火化尸体,鼠疫无法断绝,每一日仍会有几百人死亡。”
载沣头皮发麻,怎么又是这事,他回道:“你也知道,一下子烧掉几千具尸体,在我大清从未有过先例。再者,火化尸体,鼠疫就能好嘛?这事须从长计议,再召开会议。”
开会必然又是互相扯皮,施肇基立刻跪下来道:“摄政王,东北每天死数百人,又有日俄两国虎视眈眈。此事关乎江山社稷,如果焚尸后,鼠疫仍不能好转,臣愿承担所有责任。”
载沣被他逼得有些急,又看他言辞恳切,终于答应:“你去拟旨吧。”
这就看出载沣这人性格上还是比较软的。
施肇基生怕他反悔,连夜拟好圣旨,盖章后差人火速乘坐火车送去哈尔滨。
接到圣旨后,伍连德就让张作霖带着兵宣读后进行焚烧。
不仅如此,伍连德甚至命令把已经安葬的因鼠疫死亡者的尸体刨坟掘墓,挖出来一并烧掉。
这么多尸体,光烧就烧了好几天。
就是从这天开始,疫情的拐点出现。
俄国人和日本人也不再坚持,有样学样,开始焚烧尸体、搞隔离。
新增的死亡越来越少,临近过年时,已经基本清零。
这要比历史上快了一个多月,死亡人数也少了一万多人。
过年的前几天,伍连德下达了解封的指令。
李谕正好可以赶回去过个年,但伍连德却并不想现在就走,他还要观察一阵子,并且整理研究资料。
李谕没必要守在这儿了,能帮着救回这么多条人命,心情已经很好。
伍连德送别李谕,感慨道:“院士先生帮了大忙,如果没有你提供的物资以及提供的有效建议,伍某的行动不会如此快速。”
李谕笑道:“我就是个帮忙的而已。”
伍连德邀请道:“不久后如果举行万国鼠疫大会,院士务必参加。”
毫无疑问,东北鼠疫的扑灭放在全世界都是个非常成功的案例,清廷已经几十年没有高光时刻了,肯定要利用好这个回光返照的机会,大大宣传一番。
万国鼠疫大会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,基本都是由伍连德主持。
如果各位参加过学术会议,一定了解主持者一般是什么身份,绝对的业界大佬。
李谕同样有意在近几年推动伍连德获得诺奖。
历史上,他被提名过,可惜那年竞争太激烈,没能获奖。所以必须选个早期相对竞争不太激烈的年份。
以伍连德的成就,拿个诺奖实至名归。
——
从东北出关的铁路,还是要经过天津,李谕在这儿歇了歇脚,看看天津中学的情况。
在学校里,李谕遇到了严范孙和林纾,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名中年人。
严范孙看到李谕后高兴道:“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东北的情况,帝师不愧国之栋梁!”
李谕说:“都是伍大夫的功劳,只可惜还是死了不少人。”
严范孙说:“加起来不到五万,印度的鼠疫,每周都要死五六万人,你们的成果令各国震惊。”
回到办公室中,严范孙给他介绍了那名中年人:“这位叫做林长民,来京参加咨议局的会议。”
林长民的女儿更出名:林徽因。
民国时期讲究个门当户对,林徽因能与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的儿子结婚,自然说明林家不弱。
李谕同他握了握手:“幸会。”
林长民说:“久仰帝师大名。”
李谕随口问道:“先生代表福建来参加咨议局会议,可有收获?”
林长民无奈道:“连杨度都左右不了立宪一事,要被投入大牢,能有什么收获?”
严范孙岔开话题说:“咱们还是不要说这些沉重的话题了。”
“是啊,”林纾说,“此次宗孟(林长民字)给清华学校、京师大学堂、北洋大学堂分别送了一份好礼。”
李谕问道:“什么好礼?”
林纾指着前面的大书柜:“几套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全集,而且是最新最全版。据说亚氏为西哲之祖,这套书涵盖多学科,我想定会成为图书馆中借阅次数较多之书籍。今后几年,我也要做件大事,联合多人完成这套典籍的翻译工作。”
李谕穿越前的时代,亚里士多德已经开始被怀疑是否存在了……
李谕看了看,这套书是全英文的,厚厚的几大本,定价很高,问道:“翻译出来恐怕要很久。林师傅,您有看过吗?”
林纾说:“我读过了一部分,我颇感惊讶,一个与我们至圣先师同时代之人,为何能够创造出如此厚的典籍,实在令人费解。”
林长民也说:“想我诸子百家,最厚之《吕氏春秋》不过二十万字,孔夫子的《论语》只有一万多字,而亚氏全集竟有三百多万字。”
历史上,从民国早年刚开始翻译亚氏著作时,就有很多译者都提出过类似的疑问,并非空穴来风。
李谕没有看过这套全集,说道:“可能后人把一些著作强加过去?”
林纾说:“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本人翻译过很多小说,据我所闻,大仲马等人写作小说时,都会有一个多人团队。这还仅仅是小说,而我粗略翻了翻这套亚氏全集,涉及了诸多专业领域的学科,实在令人感觉难以置信。”
李谕现在对这些民国大师的尊重倒是越来越提高了,他们中有不少并没有盲目地崇洋媚外,还是保持着一颗正儿八经探求学问的态度,对于这个风雨飘摇民族自信力跌到谷底的时代来说,真的太难了。